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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正平离开没多久，立即召来了自己的秘书。几分钟后，广州打来的电话顺利接通，周总理的办公室接到了这通电话。电话另一端，简短而急切地汇报：“总理，澳门那边发生了一些状况……”
“关闸”是澳门与广州之间重要的陆上通道之一，它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，通高约三层楼，形状像是一个闸门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。由于它坐落在关闸马路的中段，便被命名为“关闸门”。明朝政府当初修建这个关隘，目的是限制葡萄牙不断扩张的势力。自从关闸门建成以来，这里便成为了中葡两国军事的“缓冲区”，两国军队分别驻守在两侧，彼此互不干涉。
资料显示，“关闸门”每月仅开放六次，广州的生活物资只能通过这个时段运往澳门。其余时间，关闸门会被封死，严禁任何人接近。然而，自第一次战争爆发以来，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逐渐让葡萄牙殖民者的野心越来越大。在清同治年间，葡萄牙殖民者强行拆毁了原本由明朝政府设立的“关闸门”，由于清政府对此没有采取有效追究措施，葡萄牙对澳门的侵占行为愈加肆无忌惮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由于澳门的特殊历史背景，中央政府暂时决定让葡萄牙继续管理澳门。因此，关闸门两侧分别驻有中葡双方的哨兵，形成了特殊的局面。朝鲜战争爆发后，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逐渐加强，葡萄牙为了配合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，开始在澳门挑起事端，最终导致了两国军队的冲突。
1952年7月25日，一名葡萄牙的黑人士兵因突感内急，在“关闸门”附近的公共区域解决个人问题，恰好被中国驻守在此的哨兵看见。当时，驻守在“关闸门”的中国士兵大部分来自华南军区，其中一些是首次来到澳门，甚至是第一次见到黑人士兵。由于对黑人的肤色感到新奇，这些哨兵私下讨论了一会，但这件事未曾引起更大的注意。然而，接下来的事件迅速恶化，出乎所有人的预料。
当天傍晚6点左右，那名黑人士兵居然主动走出关闸，推开了中葡两方哨岗之间的木马，越过了两国的分界线。实际上，这种行为已构成严重挑衅，按照规定，我方有权通过鸣枪警告。然而，遵循的指示，我方士兵并未直接开枪，而是通过口头警告并示意他将木马推回原位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葡萄牙士兵不但不听从警告，反而召集了九名士兵，粗暴地将木马推进了我方警戒线内，甚至有一名士兵越过了警戒线。
越过警戒线意味着葡方士兵已经侵犯了我国的国境，对于这种行为，我方有权采取武力应对。尽管如此，考虑到当时的复杂局势，我方边防战士依然选择最大限度克制，仅通过口头警告和手势示意对方。无奈之下，葡方士兵显然误解了我方的克制，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，于是进一步升级了挑衅。最终，一名葡萄牙黑人士兵用刺刀刺伤了我方一名士兵。
此时，局势进一步升级。葡方士兵调动机枪向我方开火，我方立即反击，并投掷手榴弹至澳葡境内。晚上8点左右，冲突再次加剧，澳葡军队对我方拱北一带进行了猛烈的炮击，造成了当地居民的伤亡。随即，我方也以同样的手段还击。
“关闸门”迅速进入了紧急戒备状态，门被紧闭，中葡双方的人员被严格限制进出，周围的居民感到了深深的恐慌。这一事件，迅速成为了轰动一时的“关闸事件”。
葡萄牙驻澳门的军队仅有两个营，而我方驻澳门的军队则背后有华南军区数万兵力。以葡萄牙军队的力量，怎敢主动挑衅我方？面对这种蛮横行为，元帅如何应对这一局势呢？
“关闸事件”发生后，柯正平立刻赶到广州珠岛宾馆，将事件的详细情况报告给。听后指示他：按照党的政策妥善处理此事。柯正平立即带着上级指示返回了澳门，而也迅速将事件上报政务院。中国政府随即向葡萄牙提出了抗议，明确表示葡方是此事的挑衅者，应承担全部责任。
随后，在广州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此事。在会上，一些领导情绪激动，提议立即派遣一个师的兵力前往关闸门，以巨大的兵力威胁澳葡方面妥协；还有人建议对澳门实施经济制裁，封锁澳门并断绝粮食供应，迫使葡萄牙提出谈判。然而，始终保持沉默，直到大家讨论得差不多时，最终所有目光集中在他身上。他从容地问道：“还有谁想发言吗？”
见无人再言，继续表达自己的看法：“西方列强的封锁越来越严重，我们的经济发展受阻，朝鲜半岛的局势也非常紧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应该尽可能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。葡萄牙虽然挑衅，但毕竟是一个已经衰弱的帝国主义国家，与美国和日本不同。毛主席曾说过，‘大国从严，小国从宽’，我们应区别对待。”
最终，决定将“关闸事件”定性为“地方事件”，交由地方政府处理，避免将其上升到国家层面。但就在此时，葡萄牙殖民军再次挑起了。